| 我的老师 |
| http://www.ammei.com | 时间:08-01-16 17:08:48 | 来源:爱美网收集整理 |
张野老师是我的老师。这倒并非吾辈谦恭或余生也晚而尊称其为老师，却因为他的的确确是我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，并且还担任了我的班主任，之后又在我工作的单位成为我非常景仰且经常讨教的业内前辈。既然如此，用“一日为师、终身为父”的说法来形容我与张野老师的关系，实是大不为过的。
我与张野老师相识相交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前期。此时，正值全国上下批林批孔如火如荼，很少有学校还正经八百地上课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还要批判资产阶级”。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，我以为张老师纵然有千般宏愿、万般才华也是无法实现和施展的。因为在张老师接任我们班的班主任之前，我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早就对张老师进行过“火力侦察”。知道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团干部，之后又在电台做过记者，写过不少精妙的文章。“文革”伊始，厄运便向他袭来。原因是父辈历史上有“污点”。这样，张老师先是“发配”市郊一座偏远的中学教初中一年级语文，再后来才到我所在的中学教高一语文，并担任班主任，这也许算是“平反”或“高升”了。而在这之后，我知道张老师的确不是一个平庸的老师。即便是在政治风云瞬息万变、人们的神经异常敏感的情况下，他也尽其所能地教同学们如何做人、如何学到更多的知识。
印象最深的是悼念周恩来逝世这件事。单就这件事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它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张老师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大智大勇。每念及此，我常常感慨万千，不能自已。此事，我在2003年1月8日出版的《彭城晚报》“彭城旧事”专版上，以《想起27年前》为题，曾专门作过详细的描述。这里姑且再作些摘录：“1976年1月8日早晨，我从话匣子（那时一般人家既无收音机，更无电视机）中听到总理逝世的消息，心头一震，匆匆吃完早饭来到学校，看到同学们早已三五成群地一起议论此事。那年月，学生对学习虽然缺少积极性，但对国家大事还是颇为关心的。记不清是哪位同学提议的：我们班能不能扎个花圈，搞个小型悼念活动。此议一出，许多同学随声附和，认为很有必要。我作为班干部将这件事迅速汇报给了班主任张老师，并立刻得到了他的首肯。
下午放学后，张老师对悼念活动作了部署：晚饭后同学们都到他家去。就这样，男同学负责扎花圈架，女同学负责叠纸花。我因爱好文学，平时喜欢写些小诗，张老师便安排写了一首在第二天悼念仪式上朗诵的诗歌。两个小时过去了，花圈扎成了，我的那首用心写成的诗歌也“杀青”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所在的高二（4）班全体同学胸前佩戴白花，排着整齐的队伍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。那洁白的花圈、深情的朗诵，招来许多师生惊讶的目光。校方的头头脑脑们也远远地站在那儿用警惕的眼神观看着。
之后不久，我参军到了部队。待我回家探亲时，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。见到张老师，说起悼念总理的事儿，他十分感慨。他说，你参军走后，上面可没少找麻烦：谁指使的，谁组织的，后台又是谁……但我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悼念总理没错儿。此事搁久了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”
在以后的岁月里，还是这位张野老师，把我这个自认为通些文墨的学生推荐进了新闻单位。从此，他做编辑，我做记者；他负责通联，我专司新闻。师生二人，一老一少，一编一采，爱岗敬业，其乐也融融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我去了一家新办的报纸当头儿，张老师也因年龄到线退休居家。但师生间的来往从未间断，特别是张老师对我的帮助从未间断。大到报纸定位、经营思路，小到字词句章、版式风格，或电话细说，或书信沟通，乃至当面直陈，张老师可谓不吝赐教、悉心指导，着实令学生感佩不已。这种有着传统意味的“继续教育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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