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几十年前，我们这些国家工作人员是经常要填各种表格的，大家都填得很认真，很慎重，因为要放入个人档案。档案对每人来说，是非常神秘的。本人当然绝对看不到。查档案也是很不容易的事，不仅要有党员资格，而且还要够上一定的级别，才能翻阅别人的档案。
在那样的年代，不少人是怕填表的，填一次表，精神上就受一次折磨。什么政治历史问题，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组织，戴过什么帽子，受到过什么处分，什么成分，有什么海外关系，曾否在国外工作或居住过，等等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，列出证明人，单位还要派可靠的人出去调查。对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来说，填一次表，不啻是一次政治上人格上的示众，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打击。许多人填过表之后，内心总感到惶惶然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在一个中学教书。我们教研组有位老教师，大家都习惯喊他"老庆"。青年人这样喊，他也不计较。当时才四十多岁，模样穿着就像一个农村干部，成年一身蓝色中山装，成天叼着个旱烟斗，平时不多和人交往。
听同组的老师介绍，老庆的业务水平不高，虽然教龄不短了，可一直只能教初一的语文，最多教到初二，就教不上去了。他还颇觉心安理得。但老庆的教学还是很认真的，批改学生作文很仔细。政治上他也很要求进步，处事小心谨慎，从不乱说什么，也不发什么牢骚。听说还写过入党申请书。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那几年，学校还让他担任过政治学习小组长。可是一来政治运动，他就靠边站了。原因是他出身不好，还有一些历史问题。另外是解放前夕在家乡干过一段时间的保长。由于这些原因，他很自卑。人们一问起他的这些经历，他就脸红起来，吱吱唔唔回避过去。
他很喜欢喝酒。那时工资低，他家人口多，经济上很拮据，学校有时还给他一些补助。他喝酒像孔乙己那样站着喝。总是到一个小杂货铺前，打一二两散酒，一仰脖子就喝掉了，用手抹抹嘴转身就走，他不吃菜。有一次同组老师聚餐，我看他放开酒量喝了有一斤酒，席间很少吃菜，脸通红通红。他喜欢吃猪大肠，学校食堂卖猪大肠烧白菜时，他总要吃两份。因此不少人喜欢拿吃猪大肠的话和他开玩笑。他只是笑笑，也不作声。
老庆的家在乡下。他很少回家，星期天总留在学校里批改学生的作文，也看报纸。有时他老伴来看他，给他拆洗拆洗衣被。那女人看上去是一个身材小巧单薄、干净利索的农村妇女，还是小脚。过一两天，老庆就把她送走。
就是这个老庆，最怕填表了。一到填什么表的时候，他就紧张起来，等办公室里没有人了，才不声不响地慢慢地填写。交表的时候，也小心翼翼地瞅学校秘书室没有人时才送去，显出生怕让别人看到的样子。交表以后，他还心有余悸，惴惴不安。
1978年，“文革”后第一次调工资。学校先发一张表让老师们填，只有参加工作时间、原工资级别、家庭主要人口等项目，主要是了解一下情况。老师们很随便地就填好，很快就交了上去。可是第二天，老庆却在办公室里问我：“怎么调工资表上还要填成分？”我说：“没有成分这一项呀。”他却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怎么没有？我看得清清楚楚有这一项的呀！”就这样，一连好多天，他逢人便这样问。我这才感到有些不对头，怀疑老庆神经出了问题。后来更加严重，老庆常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地说这些话，也无法上课了。学校只好通知他的儿子，把他接回家去了。
听说老庆被接回家去就住院了，住院期间仍不断地说填表的事，还是那些话。医生说这是神经受刺激引起的暂时错乱，过些时，慢慢会恢复的。我们曾去医院看过他，见到我们，开始他感到很亲切，只是笑，不说话，可是过一会儿就问我们：“怎么现在填表还要填成分？”神情显得惶恐不安，我们说了些劝慰的话，他显出很感激的样子，连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！”
过不多久，老庆的儿子到学校来说他的父亲病情更重了，心脏不好，血压很高，有时会出现神志不清的现象。学校领导派人去医院看望了他。没有几天便传来了噩耗，老庆死了，听说临死前还伸出手比划着填表的事。我们听了都很难过，叹息老庆死得太早。有的老师说，他的心眼太小了，什么事都放在心上。平时身体那么好，能吃能睡，从来没生过病，如果不是填那张表的话，也许老庆能多活些年。我想，这些话兴许有些道理。
| 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