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的文学，像当今的人，发福了，尤其是小说与报告文学，越写越长，越写越厚，而且，封面上缠上一根宽腰带，上面印着介绍内容的文字，比方说：“大师 推荐/大奖得主/大时代巨著”云云，只是缠在书本的腰上，大腹便便感觉就是怕散了架，只好加上一根腰带了。

我因为除了写点短文章也写一点诗歌，所以，读我文章的朋友，常提一个问题：现在还有人读诗吗？因为诗歌确实不如当年“红火”了，那时候全民写诗，在文学史上，正面反面的事件就有“大跃进诗歌”、“小靳庄诗歌运动”、“天安门诗歌运动”……现在读诗的是少了，不仅读诗的少了，读小说的，读报告文学的，多吗？在我喜欢读小说的年纪，全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，无论好坏，我都读遍它们。那时每年大概就是五六十部长篇小说问世，每周读一部，正好！现在不得了，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一千多部，能读得过来吗？据小说界的权威批评家说，好的也就二三十部（他说的还少点），也就是百分之二三值得一读，但问题在于“好的”百分之二三在哪儿？我如果读了十部二十部三十部，还没有读到好的，我不是亏得慌吗？至于报告文学，在我读报告文学的年纪，报告文学是报纸上最长的文体，说它最长，也就是一个整版，一万字上下，半个钟头解决。现在麻烦大了，动辄就是数十万字的大部头，重要点的选题还会给出个三部曲，除此之外，为老板写光荣史，为地方写政绩书，为企业打知名度，各种各样的巨著报告文学，让人望而却步！

有人说了，这是“为伟大 时代树碑立传”，也有人说这是“快餐垃圾、文学泡沫”，两种说法都偏激。形成这个“高大全——大部头文学时代”的原因很多，政治的、经济的、体制的、市场的，要说清楚可不容易。我只讲生产与消费的状态变了。首先是生产者变了，生产条件变了。早些年，生产一部小说，用手捏着笔写，手工个体生产，恐怕要一年半载，如果再修改抄写几遍，还得一年半载，于是敢动笔写，就要有胆子，有自信，有货在肚里，胸有成竹；送到编辑手上，他也需亲历亲为地读完它，然后排版、校对。得之不易，生产过程也就比较费力。现在高产快产，一是写作者高速，自己打字算是慢的，一边说，一边有人录入，或者自动语言录入，出口成章。写小说毕竟还要动嘴动手，要是整大部头的报告文学，大量的资料直接网上下载，“比印钱还快！”有个作者亲自对我说。完事了，刻一张盘，交给编辑；编者也省心，负责的认真在电脑上改动编辑，图省心的直接就可以用光盘排版。一个月见书不算奇迹，越不洗泥的萝卜，越能赶上“销售档期”，卖完了，再生产下部畅销书。

当然，绝对不是每部小说、每部报告文学都是这样速成，好的也有，一定有。然而，整个图书市场“速生高产”的结果，使基数增大，好作品的比例——我说不清楚，因为我一无时间、二无胆量去通读它们——至少在权威批评家嘴里没有超过百分之十。这就难倒了读者：读？还是不读？这是个要命的问题。

于是，引导消费的“新书发布会”、“研讨会”、“书评专刊”一系列的新产业问世了。开初还行，后来读者发现，有时叫得最响的恰恰像 股市上的垃圾股。

难道所有的文学都得了肥胖症了吗？也不尽然，短的还有，而且还好看。比方说，我的手机上收到的最新一则“短篇文学”如下：“郑筱萸被执行注射死，第一针扎下去没见效，再打还没见效，扎第三针郑抱着法警的腿哭：这注射剂批号是我批的，是假药，你掐死我算了，千万别这么一针又一针没个完！”当然，这只是文学，不是报告，是好读的短篇文学。